秦直道南起咸阳北甘泉山林光宫（秦始皇的军事指挥中心，在今咸阳北淳化县梁武帝村），北达九原郡治所（内蒙包头西南），全长一千四百华里。据《史记》载秦始皇“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合今一千四百里）道未就”。由于是“之通之”的直道，所以遇山开山，遇沟填平。这样浩大的工程，由公元前212年开工到公元前210年10月秦始皇去世秦二世立，杀蒙恬，历时两年半的时间。
　　秦始皇直道修建后百年，即公元前110年，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由北边从直道返回，对直道进行了全程的考察，并慨叹它的浩大工程，但遗憾的是，他在他的《史记》中只记载了秦直道的起点和终点，并没有记载它的全程走向。在他死后两千年来史书再没有记载过对它全程的考察，因此，对它的全程走向和规模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谜。为了揭开这个谜，由1978年到1984年的七年中徒步三千里，对直道的全程走向、规模及两侧历史文化遗迹和民间艺术进行了全面考查。由直道起点秦林光宫循子午岭北行，存在西北折向甘肃和基本径直向北走向陕北的两条古道，为了摸清哪条是直道，决定两条路都走。从今年春节一开始，我和伊仲英同志步行八百里，历时一个多月，首先考察了循子午岭折向甘肃境内的古道。今年五月，我又和孙相武同志一起步行一千二百里，历时两个月考察了循子午岭径直向北，由陕北安塞、靖边走向内蒙包头西南九原郡的古道（加上1978年至1983年步行八百里考察了循子午岭向北由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到安塞的一段）。根据两条古道的走向规摸和历史文化遗迹以及有关史书记载，认为由直道起点秦林光宫循子午岭基本径直向北，伸向内蒙包头西南秦九原郡的古道（陇东群众称大古道）是秦直道。另一条沿子午岭主脉折向甘肃的古道，可能是秦通向西北的故道（陇东群众称“小古道”）。
　　直道由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秦林光宫遗址向北进入子午岭后，循岭北行，经陕西旬邑县石门关、马栏河向北沿陕西旬邑和甘肃正宁、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北行经陕西黄陵（过沮河）、富县和富县与甘肃合水交界的子午岭（过葫芦河）、甘泉（过洛河）、志丹（过杏子河）、安塞（过延河）靖边、横山（过无定河）、榆林县境进入内蒙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东胜、达拉特旗境在昭君坟渡过黄河到达包头西南的秦九原郡遗址。大致上在今咸榆公路西部与咸阳通向包头的公路平行向北延伸。在志丹县以南大部蜿蜒于灌木丛林，在志丹县以北则大部延伸于黄土梁状丘陵之中。我们丈量了保存完好路段的直道标准宽度是十三米多，约合秦制六丈（是否与秦制中根据“五德终始说”的“度以六为名”“数以六为纪”，与“六”这个数目相符有关），宽可并行四辆卡车。其工程之浩大确令人叹止！它遇山开山，遇沟填沟，其堑山工程依山形地势或铲平半个山头从一侧通过，或由正中劈开成巷道通过，当地群众称为“巷口”“巷道”“垭巷”，称其山为“垭巷山”，后人叫白了就成了“鸭行山”了，而且发展流传成神话故事传说。工程浩大的堑山工程安塞县垭巷山就流传着“南蛮子来到这里一眼就看到山里有一对金鸭，于是把山劈开，可是一对金鸭都跑得不见了，人们就把它叫鸭行山”的故事。站在这座鸭行山巷口的山顶向南极目俯视麻地渠方向，向延伸在波浪起伏的黄土高原群峦中被沟壑侵蚀断续约十里的十三米宽的一段直道，真是气势磅礴，我们为在两千年前工程技术那样落后的条件下，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伟大历史奇迹而深感自豪，同时它也体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伟大的开拓和改革精神。子午岭迤东站在富县子午岭寨子坪削平半架山顶宽十三米的直道上向志丹、甘泉县界方向北望，春天布满短草的直道，像黄土群峦中一条宽阔的绿绒地毯铺向天际，又是何等壮丽！在风雪弥漫的子午岭直道上，我们不时地停下来拿出速写本在彻骨寒风中，勾画着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车辚辚马啸啸行人弓箭各在腰”的兵马俑—秦始皇大军北击匈奴的雄伟的进军图。内蒙东胜县二顷半村红砂岩土填筑的宽二十二米、高一米至二米浩大的堙谷工程遗迹,断续长达三里,南北遥遥相对连成一线的堑山豁口像串糖葫芦一样让我们看到遇山开山、遇沟填沟“堑山堙谷，直通之”的宏伟气魄。直道在陕北黄陵、富县、甘泉、安塞县一段，当地群众称为“圣人道”或“圣人条”，志丹县境内秦直道上的一些直道遗迹明显的古庄至今仍以“条”称，如安条、杨条、李条、何条、周条、胶泥条、新胜条皆是。清乾隆《庆阳府志》：“秦以天子为圣，故名”。不过，清光绪《保安县（今志丹县）志略》却误为“圣人道，赫连氏所开，以南入长安也”。它的出处，大概是出自宋《太平寰宇记》：“圣人道在军城（保安军—即今志丹县）东七里，从蕃界末族界来，经军界一百零五里入敷政县（即今甘泉县）界，即赫连勃勃自夏台入长安时平山谷开此道，土人呼为圣人道。”根据全程考察，大夏赫连勃勃开此道之说，看来是错误的。但是，赫连勃勃自统万城入长安，补修或利用了这条道路倒是可能的。直道由起点秦林光宫遗址北上子午岭，循岭至黄陵县境的一段直道，其基本宽度为四米半，规模较全程大部为小，倒和由此循岭折向甘肃一侧的秦故道相同，可能是由于这一段是遍布灌木丛林的土石山区，不像以北黄土梁状丘陵兴建不受山岭限制，但是从全程实地考察来看，我认为，它更可能是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所记载的“道未就”的南端一小段的最后工程，由于秦始皇突然驾崩而未能将故道规模展宽。